[綜合]無題

喬治・凱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是冷戰初期美國對蘇聯陣營實行「遏制政策」的提議者和設計師，在1947年至1949年擔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期間管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直接影響。此後，雖然喬治・凱南離開了國務院，但作爲重要智囊並憑藉著書立說，他始終活躍於美國的對外政策舞台。

1946年2月22日，含有對蘇聯民族性格經典論斷的長電報成爲喬治・凱南一生的重大標誌。這封電報的佈局，首先是剖析蘇聯對戰後問題看法的基本特點和形成背景，然後提出政策建議，即後來所謂的「遏制政策」。喬治・凱南在這封長電報中從歷史和傳統兩個角度剖析了蘇聯人的心理，認爲蘇聯自以爲生活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不可能與西方世界保持永久的「和平共處」，而這種「神經質」的世界認知來自於「俄羅斯傳統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他們「唯恐俄國人知道外界的真相，或外國人瞭解俄國的內幕後，會產生什麼後果」，因此必須「徹底地置對手於死地」，而美國就是蘇聯安全的最大威脅。對俄羅斯民族性格及其世界觀的深入感知，是喬治・凱南處理蘇美關係的大前提。可見，他非常重視一個國家的民族心理對其外交行爲的影響。這種認知模式同樣適用於喬治・凱南對中國的認知。在回憶冷戰初期美國的東亞政策時，喬治・凱南曾對中國進行過評價。

首先，他認爲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一種文明的創造者，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才能，但中國人和美國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中國人「天生自大而排外」。喬治・凱南眼中的中國人永遠認爲自己是「天朝上國」，而其他的國家不過是蠻邦。表面上，中國人文質彬彬甚至嚴肅莊重，但他們「從內心排斥外部世界」，對外國人和外國事務時刻保持戒心，特別不容易同非東方的外國人推心置腹。喬治・凱南還常拿同屬東方民族的日本和中國作比較，日本人雖然在人際交往中「笨手笨腳」，沒有中國人那般「世故老道」，但他們對待外部世界，特別是美國「更感興趣」，且富有「高尚真摯的良心和責任感」。這使得喬治・凱南一直對日本更有好感。在他看來，俄國是由於「自卑和不安全感」反對西方，而中國是因爲「自大和懷疑排斥西方」。因此，中國和美國不可能建立類似西方國家之間的那種親善關係，就連中國和蘇聯之間也不可能存在長期的親密關係。這是他堅信中蘇矛盾不可避免的重要依據。

其次，喬治・凱南認爲中華文明「侷限於表面」。他直白地批評中國人「表面上文明有禮」，可一旦利益受損，就會「翻臉無情」。在喬治・凱南眼中，中國「嚴重缺乏」西方基督教的兩大精神「恰憫之心和贖罪意識」。正因如此，中國人在他眼中是「很難以應對」。

再次，喬治・凱南認爲中國人「不守規矩」。他認爲，中國人通常「不會以書面形式確定實際的協議」，某些已經達成的協定會因爲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隨意篡改」，並且「他們從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做出讓步」。中國人總是「認爲自己理論上永遠是對的，別人都是錯的。」這種「自大自私」的表現，是喬治・凱南認爲中國「很難與外國發展良好關係」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後，喬治・凱南痛恨中國人對美國人的「腐化」。無論是19世紀美國傳教士和商人的在華經歷，還是在美國爲蔣介石政府遊說的院外援華集團，都被喬治・凱南視爲「腐化」和「愚弄」美國民眾的典例。回顧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中美關係史，喬治・凱南甚至爲中國革命驅逐西方人而鼓掌稱道，因爲自此之後中國人手中再沒有可做「人質」的美國人了。喬治・凱南認爲中國有「腐化」美國社會的危險，美國必須和這樣一個謀求「面子」和「威望」的國家保持距離，以保護自身的純潔不受污染。

概言之，喬治・凱南對中華民族性格的總體認知是：一個「自以爲是」、「疑外排外」「膚淺冷醋」、「不守規則」且「腐化墮落」的東方古老民族，曾有輝煌而文明的過去，卻「無光明而強盛的未來」，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不可能與之建立長久親密的關係。

從冷戰初期到20世紀末，喬治・凱南對中國的總體印象也沒有本質上的改變。喬治・凱南在1996年的日記中依然寫著類似的判斷：「中國人與人交往時一旦利益相悖則極爲無情，實際上這是源於對外國人的恐懼」「我看不到與這個國家建立更親密的政府關係能帶來什麼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