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感安康為名,大學生如今愈發強烈地要求保護自己,不願聽到他們不喜歡的言語和思想。下文解釋了為什麼這一趨勢無論對教育還是心理健康都是災難性的。
當今美國高校中存在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場運動正在蓬勃發展,它不受引導,主要由學生推動,目的是把可能造成冒犯或引起不適的言語、思想和議題從校園中清除出去。去年12月,Jeannie Suk在《紐約客》一篇在線文章中寫到,有法學院的學生要求她在哈佛的同僚停止講授強奸法——有一次,甚至要求他們停止使用“violate”一詞(比如在“that violates the law”中)【譯註:該詞兼有“違反”、“侵犯”、“褻瀆”與“強奸”之義】以免引起學生不適。
今年二月,西北大學教授Laura Kipnis在《高等教育紀事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高校裏新出現的一種性妄想政治,有學生因為被這篇文章以及她發布的一條推特所冒犯,對其提出基於“第九條”的控訴【譯註:指《聯邦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禁止教育領域性別歧視】,她因此遭受了漫長的調查。
今年六月,一位使用化名以保護自己的教授為Vox寫了一篇文章,描述他現在在教學中需要多麼小心翼翼,文章的標題是:“我是一名自由派教授,我被我的自由派學生嚇壞了”。包括Chris Rock在內的許多當紅諧星,已經不在大學校園演出了(詳情見Caitlin Flanagan在本月雜誌上的文章)。 Jerry Seinfeld和Bill Maher已公開批評大學生的過度敏感,說他們中太多人連一個玩笑也開不起了。
有兩個晦澀的術語已經變成了校園裏的日常用語。“微冒犯”(microaggression)表示表面本無惡意但仍被認為具有侵犯性的小舉動或用語選擇。舉個例子,某些校園規則規定,詢問亞裔或拉丁裔美國人“你出生在哪裏?”就是一種“微冒犯”,因為這一提問暗示了這個人不是真正的美國人。
“刺激警告”是上課時教授們在講授易觸發強烈情緒波動的內容前被認為應該發出的警告。舉個例子,有些學生要求教授預先警告Chinua Achebe的《瓦解》包含有種族暴力內容,F. 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描繪了厭女癥和肢體暴力。他們認為這些著作可能會“刺激”過往的心靈創傷,因此之前遭受過種族主義和家庭暴力傷害的學生就可以選擇跳過這些著作。
一些近期的校園現象近乎荒誕。今年四月,為了引起對針對亞裔的“微冒犯”的重視,布蘭迪斯大學亞裔美國學生聯合會在一個學術報告廳的臺階上做了一個展示,內容是“微冒犯”的例子,比如“你們不是應該非常擅長數學嗎?”和“我是色盲!我分辨不出種族。”但是另一些亞裔美國學生則提出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這個展示本身就是一種“微冒犯”。後來聯合會撤除了這些展品,會長向全體學生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向所有“被‘微冒犯’傷害或刺激”的人道歉。
According to the most-basic tenets of psychology, helping people with anxiety disorders avoid the things they fear is misguided.
按照最基本的心理學原則,幫助焦慮癥患者逃避他們所懼怕的事物是完全錯誤的。
這種新的風氣正在漸漸制度化,而且正在影響課堂上可以講授的內容,甚至成為討論問題的基礎。例如在2014-15學年間,行政官員在教職員領導培訓課程上為加州大學系統10所院校的院長和系主任們介紹了“微冒犯”的例子。冒犯性語言的清單包括:“美國是充滿機會的國度”和“我相信這份工作應該給最有資格的人”。
媒體通常將這種變化描述為政治正確的復興。這種說法部分正確,盡管現在發生的事情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的事情存在著重大差異。過去的運動試圖限制言論(尤其是針對邊緣群體的仇恨言論),但是它們也挑戰文學、哲學和歷史各方面的正統,試圖通過容納更加多元的視角來對之加以拓展。
當下的運動則主要關註情感安康。不僅如此,它假定大學生的心理脆弱不堪,因此提升了保護學生免受心理傷害這一目標的重要性。這場運動的終極目標,似乎是要屏蔽一切讓學生不舒服的言語和觀點,把大學校園變成一個“安全場所”。
再進一步,這場運動試圖讓每一個妨礙這一目標的人受到懲罰,無心而為也不可原諒。你可以把這種沖動的念頭稱作“報復性保護”,它正在創造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下,每一個人都必須三思而後言,以免被人指控麻木不仁、有攻擊性,甚至更糟糕的罪名。
我們研究這場運動已有一段時間了,情況越來越嚇人。(Greg Lukianoff是一名憲法律師學者,也是個人教育權利基金會的主席兼CEO。該基金會致力於捍衛校園中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並且曾聲援那些卷入本文所描述諸多事件的學生和教師;Jonathan Haidt是一位社會心理學家,他研究美國的文化戰爭。關於我們各自都是如何開始研究這個課題的,請見這裏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09/greg-lukianoffs-story/399359/)
這種趨勢對學術研究和美國大學教育的質量構成了嚴重威脅;我們可以寫一整篇論文來詳細論述。但是本文關註的是另一個問題:這種嬌呵嚴護對學生自身有什麼影響?它是否能幫助到它本打算幫助的人?
對無意的怠慢加以管制,給經典文學作品貼上警示標簽,以其它種種方式傳達這麼一層意思:言詞可能構成暴力,需要受到既被視作保護者又被視作檢舉人的校方的嚴格控制——學生花了四年甚至更多時間生活在這樣的社區之中,究竟會學到什麼呢?
“不要教學生思考什麼,要教給他們如何思考。”這句話在教育圈內廣為人知。這一理念最早起碼可追溯至蘇格拉底。現在,我們把鼓勵批判性思考的教育方法——部分通過鼓勵學生質疑自己未經檢驗的信念以及從周遭等所接收到的知識——稱作“蘇格拉底法”。在通往理解的道路上,這些質疑可能帶來不適,甚至引起憤怒。
但是報復性保護則教育學生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它無法給學生的職業生涯提供多少幫助,因為在職場我們往往需要與我們不認同甚至認為是完全錯誤的觀點和人進行智識交鋒。報復性保護也會帶來更直接的傷害。
致力於管制言論和懲罰發聲者的校園文化容易導致一種思維方式,它與早已被認知行為治療師們確認為焦慮癥和抑郁癥病因的那種思維方式驚人相似。新的保護可能會令學生陷入病態思維。
How Did We Get Here?
何以到了這一步?
想要弄清為什麼過去幾年報復性保護如此猖獗並不容易。這一現象可能與最近對聯邦反歧視法條的解釋變化有關(以下稍後再詳論這一點),但是答案也可能涉及代際差異,如今的孩童時代和上一代很不一樣了。許多“嬰兒潮一代”和“X一代”【譯註:約指1965-1975年間生人】還有在家鄉騎自行車四處兜風的記憶,當時他們只有八九歲,沒有父母陪伴在旁。放學後,孩子們應該自己玩自己的,受些小挫折並從經驗中吸取教訓。
但是在1980年代,“放養”的童年越來越少了。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罪案攀升,使得嬰兒潮時期出生的父母們比他們自己的父母更加護犢心切。拐賣兒童的事情越來越常見,在1984年,被拐賣兒童的照片都開始出現在牛奶盒上了。因此,許多家長勒緊了韁繩,努力保證自己孩子的安全。
學校也加強了對安全的重視。操場上的危險遊樂設施被拆除;學生午餐中禁用花生黃油。自從1999年科羅拉多州科倫拜恩大屠殺之後,許多學校嚴厲懲處欺淩事件,實行“零容忍”政策。生於1980年之後的一代——即“千禧一代”——以不同方式從大人們那裏得到了一致的信息:生活危機滿布,但大人們會竭盡所能保護你們免受傷害,既要防範陌生人,也要防範你們同伴。
同是這一批孩子,成長在一個政治上日益兩極分化的文化中(這一兩極化今天仍在繼續)。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從來都互無好感,但是回溯到1970年代的調查數據顯示,兩黨相互厭惡的程度總體來看也曾出奇地溫和。
此後,負面情緒就一直在穩步擴張,在進入新世紀後尤其嚴重。政治學家稱這種現象為“情緒性黨派兩極化”。這對任何一個民主政體都是很嚴重的問題。鑒於一方一直在妖魔化另一方,達成共識就越來越困難。近來有研究顯示,黨派之間隱形和無意識的偏見,絲毫不遜色於種族之間的偏見。
所以,我們不難想象為什麼現在的學生比上幾代人更加渴望受保護,對意識形態對立方有更強烈的敵意。這種敵意和由強烈黨派感情激發的自命正直感,可想而知就是各種道德討伐的助推器。道德心理學的一條原則是:“道德約束人,也讓人盲目。”我們在作出道德判斷的時候,同時也表達了對一個群體的忠誠。但是這可能會影響我們進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承認對手的觀點具有任何的合理性,風險都很大——隊友們可能會把你當成叛徒。
社交媒體使得加入道德討伐易如反掌,也讓表達團結與憤怒和排斥叛徒變得更加容易。Facebook成立於2004年,從2007年開始,它就允許低至13歲的孩子加入。這意味著第一批從青少年時期起就一直在用Facebook的孩子在2011年進入大學,今年才大學畢業。
第一批真正的“社交媒體原生族”與此前幾代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如何分享道德判斷,在道德運動與道德沖突中如何彼此支持。這種趨勢有其可喜之處:當今的年輕人與其他人在互相聯系,分享新鮮事,與以電視為主導技術的時期相比,對社會交往更為投入。但是社交媒體也從根本上打破了學生和教師之間的權力平衡:後者越來越害怕學生會在網上煽動暴民打擊自己,從而損害自己的名聲和職業前途。
我們並不打算暗示一種簡單的因果關系,但是近幾十年來,不管在校內還是校外,青年人患心理疾病的比例都在上升。比例的提高,一定有部分是源於更高的診斷水平和更強的求診意願,但是大部分專家似乎都同意,這一統計趨勢至少有部分是反映了患病率的真實上升。
2013年,所有接受美國高校咨詢聯合會調查的校園心理健康指導員都報告說,自己學校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學生數目在上升。學生自己報告的情緒焦慮比率也很高,而且還在上升。
2014年,美國高校健康聯合會的一個調查顯示,54%的大學生表示在過去12個月中“感受到了高度焦慮”,五年前同一調查的結果是49%。學生們報告的情緒危機似乎越來越多;許多人非常脆弱,這當然也改變了高校教師和行政人員與他們互動的方式。問題就是,是否其中有些改變可能弊大於利?
The Thinking Cure
思維治療
幾千年來,哲學家們都已經認識到,我們看到的不是生活的本來面目:我們看到的是被我們的期望、恐懼以及其他情感所扭曲的一個版本。佛說:“我們的生活是我們心智的創造物。”馬可·奧勒留說:“生活就是我們認為的樣子。”在許多文化傳統中,對智慧的追求就始於這種觀點。例如,早期佛教徒和斯多葛主義者就有通過實踐訓練去抑制情感,理清思維,以及從日常精神生活的情緒折磨中尋求解脫。
認知行為治療是這種古老智慧的現代體現。它是精神疾病非藥物療法中被研究的最多的一種。它被廣泛應用於治療抑郁、焦慮癥、進食障礙以及藥物成癮,甚至被用於幫助治療精神分裂。據我們目前所知,沒有其它任何心理治療方法能治療更多的疾病。
研究普遍表明它治療焦慮和抑郁的功效與抗抑郁藥物(比如百憂解)不相上下。這種療法相對容易學,掌握快,只需幾個月的訓練,許多患者就可以自行運用了。與藥物不同,認知行為療法在療程結束後仍長期有效,因為它教給患者的思維方法還能繼續使用。
認知行為治療的目標是盡量令患者減少思想扭曲,從而能更精確地觀察世界。開始時,你需要學習最常見的十幾種認知扭曲的名目(比如以偏概全、低估正面信息,以及情緒化推理等;完整列表見文章末尾)。每當你發現自己陷入了其中某種扭曲狀況,先對號入座,描述真實狀況,思考其他的解釋方式,接下來選擇與事實較一致的解釋。
新的解釋會引導你的情緒。經過一段時間訓練之後,這一處理程序會變得很自動。如果以這種方式改善自己的精神健康狀況,人們會將自己從原本充斥於意識中的重復性非理性思想中解脫出來,他們的抑郁、焦慮和憤怒都會隨之得到緩解。
這種療法與正規教育有著不言而喻的相似之處。認知行為療法教授良好的批判思維方法,而這正是教育者們長久以來努力要傳授的。不論怎麼說,批判思維都需要把信念建立在證據而非情感或欲望之上,並且需要人們學習如何尋找可能與自己最初假設相抵觸的證據,並加以評判。但是,當今的大學教育鼓勵批判思維嗎?還是這種教育方式在誘使學生以更扭曲的方式思考?
讓我們按照認知行為療法界定的各種扭曲來審視近期高等教育中出現的新趨勢。我們所使用的思維扭曲的名稱和描述,取自David D. Burns廣受歡迎的著作《感覺良好》和 Robert L. Leahy, Stephen J. F. Holland和Lata K. McGinn的著作《抑郁癥和焦慮癥的治療計劃及幹預措施》(第二版)。
Higher Education’s Embrace of “Emotional Reasoning”
高等教育欣然接受“情緒化推理”
Burns將“情緒化推理”定義為:預先假定“你的負面情緒一定反映了事實:‘我感覺是這樣,所以事情一定是這樣’”。 Leahy、Holland和McGinn將其定義為任憑“你的情緒引導你對現實的解釋”。但是,主觀感受當然並不一定可靠;如果不受抑制,它可能令人們無端指責完全無辜的人。治療方案通常包括勸自己放棄這種想法:你的每一個情緒反應都代表了重要的或真實的事情。
情緒化推理主導了許多校園討論和辯論。宣稱某人的用詞“有冒犯性”並不只是表達對於冒犯的主觀感受,而是公開指責此人犯了客觀錯誤。這是一種要求,要求說話人道歉,或者要求有關當局懲罰他,因為他犯下了罪行。
總有些人相信自己擁有不被冒犯的權利。不過,縱觀美國歷史——從維多利亞時代到1960和70年代的言論自由運動——激進分子一次次拓展邊界,蔑視當時盛行的敏感情緒。然而,在1980年代的某個時候,大學校園開始註重管制冒犯性言論,尤其是可能會對女性或少數族裔造成傷害的言論。這一目標所基於的情操值得贊揚,但是它很快就催生了一些荒誕的後果。
What are we doing to our students if we encourage them to develop extra-thin skin just before they leave the cocoon of adult protection?
如果我們鼓勵學生在離開成年人的保護繭之前長出一副超級薄弱的外殼,我們究竟是在做什麼?
此類事件最出名的早期案例有發生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所謂“水牛事件”。1993年,該校指控一名生於以色列的學生有種族騷擾罪行,因為他對一些晚上在他宿舍窗外吵鬧的黑人女生聯誼會成員喊道:“閉嘴,你們這群水牛!”
當時,許多學者和專家都不理解“水牛”這個詞是如何構成對非洲裔美國人的種族誹謗的(實際上,水牛是對希伯來語一個辱罵詞匯的粗糙翻譯,指不顧旁人或吵鬧不堪的人),所以,這件事一時成了國際新聞。
從那時起,對“不被冒犯的權利”的要求開始不斷增長,各大學也不斷加以縱容。比如,發生在2008年的一個影響極其惡劣的案件中,印第安納大學與普渡大學印第安納波利斯聯合分校認定一名學生幹犯種族騷擾罪行,因為他閱讀了一本名叫《聖母大學vs.三K黨》的書。這本書紀念了1924年三K黨進軍聖母大學時反抗他們的學生。雖然如此,該書封面上的三K黨集會照片至少冒犯了該學生的一名同事(後者也是學生,同時還是一名樓管)。該大學的反歧視辦公室認為這種行為足以構成種族騷擾。
這些例子也許看起來比較極端,但它們背後的邏輯在大學中近年來越來越常見。去年在明尼蘇達州的聖托馬斯大學,一個叫駝峰日的活動——意在讓人們有機會撫摸一下駱駝——被緊急取消。學生們創建了一個Facebook群組抗議這個活動,理由是虐待動物,浪費金錢,並且不顧及中東學生的感受。該活動的靈感幾乎可以肯定是來自一個很受歡迎的電視廣告:在某個周三,一只駱駝繞著辦公室悠閑散步,慶祝“駝峰日”;它完全和中東人沒有關系。盡管如此,活動組織者還是在他們的Facebook主頁宣布取消活動,因為“這個活動會造成隔閡,並且可能造成使人不適甚至不安全的環境”。
正因為學術圈廣泛禁止“批評受害者”,所以質疑一個人的情感狀態是否合理基本上不可接受(討論是否真實就更不用說了),尤其是當情感與群體歸屬有關的時候。一句單薄的“我被冒犯了”,已成了無往不勝的殺手鐧。這就導致了本雜誌特約編輯Jonathan Rauch所稱的“受辱競賽”現象:雙方都以聲稱遭到冒犯為武器。在這個過程中,界定“不可接受言論”的門檻越來越低。
從2013年起,來自聯邦政府的壓力更為這種趨勢推波助瀾。聯邦反歧視法對校園中基於性別、種族、宗教和民族的冒犯和不平等對待進行規制。直到不久前,教育部民權署仍規定只有“客觀上具有冒犯性”的言論才能被認定為可提起訴訟的性騷擾——它必須通過“公允人”測試【譯註:是一種程序機制,用於判別一個明事理的、情感和價值取向適度的、且處於中立地位的社會典型成員,在有關情境中將會持何種看法,最常見的公允人測試是陪審團裁決】。2003年,民權署寫道,被指為騷擾的言論必須“不僅僅只是令某些人感到冒犯的觀點、言語、符號或思想的表達”,才需要禁止。
但是在2013年,司法部和教育部把性騷擾的範圍大大擴展,將僅僅“令人反感”的言語也包括了進去。由於害怕聯邦政府的調查,現在各大學正將這種標準——把令人反感的言論定性為騷擾——從性領域擴展應用到種族、宗教,以及兵役狀況方面。所有人都應該以自己的主觀感受為依據來判定教授或同學的評論是否令人反感,並以此作為控告騷擾的依據。情緒化推理現已被當做證據來看待了。
如果我們的大學在教導學生,他們的感情可以作為有力的武器——至少可以作為證據用於行政訴訟之中——那麼,大學就是在培養學生的過度敏感,這會導致學生們陷入無休無止的沖突之中,無論是在校期間還是畢業之後。學校教授學生的思維方式,可能會毀掉他們的職業生涯、友誼,以及精神健康。
Fortune-Telling and Trigger Warnings
“悲觀預測”與“刺激警告”
Burns把“悲觀預測”定義為“預料事情會變糟”而且“確信自己的預測已是既成事實”。Leahy、Holland和McGinn將其定義為“對未來做出負面預測”或者從日常事件中看到潛在風險。近期,對具有刺激性內容的閱讀材料發出“刺激警告”的要求正在增加,這正是“悲觀預測”的實例。
文字(或是氣味或者任何一種感官輸入)會使人回憶起往昔的傷痛,還會引起對這種傷痛再次出現的強烈恐懼,這種觀點最早至少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當時,精神科醫生們開始為士兵們治療我們現在稱之為“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疾病。
但人們相信,明確的刺激警告是近期才出現的,最早是在早期互聯網的留言板上。刺激警告在自救論壇和女權論壇上廣泛流行,這些論壇允許遭受過創傷(比如性侵犯)的讀者避開可能引起創傷再現或恐慌發作的圖片內容。
搜索引擎的熱詞統計顯示,在網絡上這一術語於2011年進入主流用語,2014年使用量激增,2015年的搜索量達到歷史最高。“刺激警告”一詞在校園裏的使用情況也遵循著同一發展軌跡,仿佛一夜之間,全國的大學生們都開始要求教授在講授可能引起負面情緒反應的內容前發出警告。
2013年,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一個由行政人員、學生、近期畢業的校友和一名教員組成的特別工作組在網上發表了一份在線資料指南(之後因教職員工反對而撤回),羅列了應當提出“刺激警告”的題材,包括階級歧視論和特權論,及許多其他內容。這個工作組建議全面剔除可能引起學生負面反應的內容,除非這些內容對課程目標“有直接作用”。工作組還建議將“不可不讀”的書目調整成選讀內容。
那些“創傷後應激障礙”通常所牽涉的恐慌,很難想象會被描繪階級歧視論和特權論的小說喚起或重新激發出來。確切地說,只有在某些學生眼中有政治冒犯色彩的一系列觀念和言論才需要刺激警告,名為避免其他同學受傷害。這就是心理學家所稱的“動機性推理”的實例:我們不由自主地為我們想要支持的結論制造論據。
如果你覺得某些東西令你憎恨,就很容易認為其他人與它們接觸會受到創傷。你認為你知道別人會作何反應:他們可能會崩潰。避免這種情感崩潰成了整個社會的道德責任。最近幾年,學生們公開要求提供刺激警告的著作包括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在羅格斯大學,因“自殺傾向”)和奧維德的《變形記》(在哥倫比亞大學,因“性侵犯”)。
Jeannie Suk在《紐約客》發表的文章講述了在刺激警告盛行的時代講授強奸法有多麼困難。她寫道,有些學生向教授施壓,不許教授講授這一課程,以免自己和同學們可能會承受精神痛苦。Suk將這種境況比作試圖教“將要成為外科醫生但害怕自己暈血的醫學生”。
然而,刺激警告還會帶來更深層的問題,根據最基本的心理學原則,幫助焦慮癥患者逃避他們所懼怕的事物是完全錯誤的。停電時被困在電梯裏的人可能會慌了手腳,以為自己快要死了。這種可怕的經歷會改變這個人大腦杏仁核中神經元的反應,導致電梯恐懼癥。如果你想讓這個女人在余生中保持恐懼,你就應該幫助她遠離電梯。
但是,如果你想讓她回歸正常,你就應該采用巴甫洛夫的方法,為她進行“暴露治療”。開始時,你可以讓這個女人遠觀電梯——比如站在大堂裏——直到她的不安平復下來。如果站在大堂沒有大礙,她的恐懼沒有“加強”,她就會開始建立一個新的認識:電梯並不危險。(這種在接觸過程中的恐懼消退叫做“習慣化”)。接下來幾天,你可以要求她靠近電梯,再之後幾天按下電梯按鈕,最後走進電梯,上一層樓。這樣,杏仁核就會將之前害怕的境況重新與安全和正常聯系起來。
要求刺激警告的學生在這一點上可能是正確的:他們的某些同學可能還有創傷記憶,這些記憶可能被閱讀材料重新喚起。但是他們要避免喚起這些記憶,卻是錯誤的。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學生理應得到治療,但他們不應該試圖回避正常生活,這樣他們就錯失了許多適應的機會。
課堂討論是偶然接觸易於引發創傷回憶的事物(比如詞語“強奸”)的安全環境。針對暴力的討論不大可能伴隨真實的暴力,所以這種討論是幫助學生改變引發不適聯想的一劑良方。並且,學生們最好在大學中完成適應過程,因為校園外的世界可不那麼願意滿足學生對刺激警告的要求,或者讓他們選擇半路退出。
對於更多沒有患創傷後應激障礙或其他焦慮癥的學生來說,刺激警告的大範圍應用也會滋長他們不健康的心理習慣。人們的恐懼,不僅僅來自於自己的經驗,也來自於從社會學習。如果你身邊的所有人都表現得像是害怕某種東西——電梯、某一片區域、描述種族主義的小說——你也有可能對此產生恐懼。
精神醫生Sarah Roff在《高等教育紀事報》的一篇在線文章中指出了這一點。Roff寫道:“我對刺激警告最大的擔憂在於,它不僅會影響受過創傷的學生,它還會影響所有學生。它創造了一種氛圍,令學生相信討論歷史的陰暗面很危險,會造成傷害。”
The new climate is slowly being institutionalized, and is affecting what can be said in the classroom, even as a basis for discussion or debate.
這種新的風氣正在漸漸制度化,而且正在影響課堂上可以討論的內容,甚至成為討論的基礎。
去年,在《高等教育內部觀察》的一篇文章中,七位人文學科教授寫道,刺激警告運動“已經嚴重影響(他們的)教學。”他們說,他們的同事“接到院長和其他行政人員的電話,調查學生對他們的投訴:他們在有警告或無警告的情況下,在課程中包含了‘刺激性’內容。”
他們寫道,一個刺激警告“保證學生不會遭受意外的不適,並且暗示如果這種情況出現了,教師們就違反了契約。”如果學生們要求在所有引起不適的材料前提供刺激警告,教師們避免麻煩的最佳方式,就是剔除有可能會冒犯班級中最敏感學生的材料。
Magnification, Labeling, and Microaggressions
誇大、貼標簽和微冒犯
Burns把“誇大”定義為“誇張描述事物的重要性”,Leahy、 Holland和McGinn把“貼標簽”定義為“把自己或其他人歸類於某些負面特征。”近期,大學中有越來越多的個案揭發所謂種族主義、性別歧視、階級歧視,或者其他歧視性的微冒犯。這種趨勢並不是就著事件引導學生們去關註細微或無意識的怠慢。它的目的就是讓學生們關註這些東西,然後給說這些話的人貼上侵犯者的標簽。
“微冒犯”一詞產生於1970年代,意指微妙的、通常屬於無意識的種族冒犯。近些年,其定義已經擴展到包含幾乎任何語境下所有被認為具有歧視性的言論和行為。舉個例子,2013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個學生團體旁聽了教育學教授Val Rust講授的一節課。這個團體大聲宣讀了一封信,表示對校園裏針對有色人種學生的敵意深感憂慮。盡管沒有直接點Rust的名,這個團體顯然是在批評他的教學有“微冒犯性”。在糾正學生的語法和拼寫的過程中,Rust註意到一個學生錯誤地把“indigenous”(土著的)的首字母大寫了。這個團體宣稱,把首字母“i”小寫侮辱了這名學生和她的意識形態。
就算是拿微冒犯開玩笑也會被視為冒犯,並帶來懲罰。去年夏天,密歇根大學的學生Omar Mahmood為一份保守派學生刊物《密歇根評論》寫了一篇諷刺性的專欄文章,諷刺他看到的當下大學中把一切都視作微冒犯的趨勢。Omar Mahmood也供職於校報《密歇根日報》。《密歇根日報》的編輯說Mahmood“諷刺本雜誌撰稿人和校園中少數族裔的經歷”的方式“制造了利益沖突”。
在Mahmood向兩家網站——The College Fix和The Daily Caller——講述了這一事件之後,《密歇根日報》解雇了他。後來,一幫女人在Mahmood家門口用雞蛋、熱狗、口香糖和寫有諸如“所有的人都恨你,你這個暴徒”之類文字的便條大搞破壞。當言論被視作一種暴力時,報復性保護就為惡意報復,甚至暴力行為賦予了正當性。
今年三月,紐約州北部地區的伊薩卡學院,學生會甚至提議建立匿名的微冒犯舉報機制。提議的學生設想出一套針對發表歧視性言論的“壓迫者”的紀律性懲罰。該項目的一位提議者說,雖然“並不是每一個案例都需要審訊或者某種嚴酷懲罰”,但是她希望這個項目能“留下記錄,產生影響”。
當然了,人們的確會在大學校園發表委婉的或是稍稍遮掩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言論,學生們質疑這種狀況並發起討論也是正確的。但是對微冒犯的關註持續增長加上對情緒化推理的支持,結果就是持續性的憤怒,這種憤怒甚至會針對真心想要討論問題的善意說話者。
如果我們鼓勵學生在離開成年人的保護繭、踏入工作崗位之前長出一副超級薄弱的外殼,我們究竟是在做什麼?如果我們教會他們質疑自己的情緒化反應、不要妄下定論,他們難道不是會表現得更好嗎?
Teaching Students to Catastrophize and Have Zero Tolerance
教導學生小題大做、零容忍。
Burns把“小題大做”定義為“把尋常的負面事物當做夢魘般的妖魔鬼怪”的誇大行為。Leahy、Holland和McGinn把它定義為相信“已發生或將發生之事糟糕得讓人難以忍受,乃至你經受不住”。對刺激警告的需求中包含著小題大做的成分,但是這種思考方式也幹擾了大學中的其他思想。
在大學管理者中,描述人身傷害時“小題大做”的情況要比你想象得普遍——有時候看起來像是抱著憤世嫉俗的目的一樣。舉個例子,新澤西州卑爾根社區學院的教授Francis Schmidt去年在他的Google+賬號上發布了一張他女兒的照片之後,被該學院的管理者停職了。照片中,他女兒正做著瑜伽動作,T恤衫上寫著“我要用血與火來贏回屬於我的一切”,這句話引自HBO的電視劇《權利的遊戲》。
兩個月之前,因為停教休假的請求被拒絕,Schmidt曾向學校表達過不滿。在Schmid發布那張照片之後,照片被自動發送給了一組聯系人。一位大學管理者得到了推送消息,然後把那張照片解讀成了威脅信息。據Schmidt所說,在隨後管理者與Schmidt會面時,一位出席的安全官員認為“火”也可能是暗指AK-47。
然後還有佐治亞州瓦爾多斯塔州立大學長達八年的傳奇官司。該大學開除了一名學生,因為他為了抗議一個室內停車場的修建,在Facebbok上發表了一幅據稱有“威脅性”的拼貼畫。那幅畫把這個規劃中的設施稱為“紀念性”停車場。這是個玩笑,影射的是大學校長曾經說過的:這座停車場將會成為他為學校留下的遺產。這位校長將該拼貼畫理解為死亡恐嚇。
學生們表現出類似的敏感也就不足為奇了。舉個例子,中佛羅裏達大學的會計學講師Hyung-il Jung在2013年被學校停職,因為學生舉報他在一節復習課中表達了威脅性言論。Jung向《奧蘭多哨兵報》解釋說,他在輔導的材料很難,他還註意到了學生們臉上痛苦的表情,所以他開了一個玩笑。他回憶他當時曾說:“你們好像快要被這些問題憋死在這裏了呢”,“我這不是在玩殺人遊戲嗎?”
在學生舉報了Jung的言論之後,有差不多二十個人給中佛羅裏達大學的管理部門發電子郵件,解釋說那些明顯只是玩笑話。盡管如此,中佛羅裏達大學還是暫停了Jung的一切學校職務,並且要求他要在獲得了來自精神健康專家的書面認可,證明他“對自己和學校成員都不構成威脅”之後,才能回學校上班。
這些事情給了我們同一個教訓:聰明人真的會對無傷大雅的言辭反應過度,小題大做,然後要求懲罰所有說過讓任何一個人不舒服的話的人。
Mental Filtering and Disinvitation Season
“思維過濾”和“撤邀時節”
按照Burns的定義,“思維過濾”是“從事件中篩選出負面細節,然後只抓住負面細節不放,因而認為整件事都是負面的。”Leahy、Holland和McGinn把它命名為“負面信息過濾”,他們把它定義為“只關註負面,很少留意正面。”把這一概念應用到大學校園,思維過濾使得不加考慮地妖魔化他人成為可能。
2014年的“撤邀時節”中,大量學生和教職員示範了這種認知扭曲。那是每年宣布畢業典禮演講人的時間——通常是早春,由於某些演講者做過的事和說過的話,學生們和教授們要求撤回對他們的邀請。根據個人教育權利基金會整理的數據,自2000年起,美國大學中至少發起了240場抵制公眾人物出席大學活動的運動,其中大部分都發生在2009年以後。
讓我們仔細想想2014年被要求撤回邀請的最知名的兩個人:前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裏斯蒂娜·拉加德。賴斯是首位黑人女國務卿;拉加德是G8國家首位女財長,也是IMF首位女掌門人。這兩個人都應該被視作女性學生的傑出榜樣才是,賴斯還是少數族裔的榜樣。但是,批評者們實際上認為這兩人的演講不可能有什麼積極意義。
學者們自然可以自由地質疑賴斯在伊拉克戰爭中的角色,或者用懷疑的眼光審視IMF的政策,但是一個人的某一部分經歷令人生厭就意味著這個人沒有資格分享她的見解嗎?
如果大學文化傳遞的信息是“來訪者必須純潔無暇,其簡歷完全不曾傷害總體左傾的校園感情”,那麼,高等教育就向智力同質化又邁進一步,並且為學生創造了一個遇不到多元化觀點的環境。大學也將對“過濾掉積極方面是可以的”這一信念加以鞏固。如果學生們畢業的時候相信他們從自己討厭或反對的人那裏學不到任何東西,我們就對他們的智力造成了很大傷害。
What Can We Do Now?
我們現在能做些什麼?
這種試圖把學生和可能令他們感情上不舒服的言語、思想和人物隔離開來的做法,貽害無窮。這種努力對職場無益,如果學生還對安全抱著同樣的期望,他們在工作場所會陷入沒完沒了的官司。這對美國的民主也是有害的,這種民主本來就已經被日益惡化的黨派紛爭破壞得千瘡百孔了。當對手的思想、價值觀和言論不僅僅被看做是錯誤觀點,而且被看做是對無辜受害人的蓄意傷害,很難想象我們還能找到令政治成為正和博弈的那種相互尊重、友好協商和相互妥協。
與其幫助學生避免接觸他們必然遇到的言詞和觀點,大學更應該盡力武裝學生,讓他們在這個言論不受他們控制的世界裏茁壯成長。佛教(以及斯多葛學派、印度教和許多其他傳統思想)教給我們的真理之一就是,通過讓世界順應你的要求來獲得快樂是永遠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掌控自己的思維習慣和欲望。當然了,這就是認知行為療法的目標。意識到這一點以後,以下是一些可能幫助大學逆轉不良思維的步驟。
邁向正路最重要的一步,需要的不是教職員或者學校管理者,而是聯邦政府。政府應該讓大學免受教育部不合理的調查和處罰。國會應該按照1999年最高法院在Davis訴門羅郡教育委員會一案中的定義來確定“朋輩間騷擾”的定義。“Davis標準”認定學生所作的一句個別評論或者一句無心話語並不構成騷擾;只有幹擾他人正常受教育而且蓄意冒犯別人的慣常行為方式才能構成騷擾。貫徹“Davis標準”,可以避免激發大學嚴厲管制學生言論。
大學本身應該深化認識,提醒大家在保證言論自由和保證每個學生都舒服之間需要取得平衡。公開談論這種具有沖突性卻又至關重要的價值,是每個多元而寬容的社會必須學會的挑戰。限制性的言論準則應該被廢除。
大學也必須從官方立場正式且嚴厲的阻止刺激警告的蔓延。大學應該贊同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關於刺激警告的報告,這份報告寫道,“認為學生在課堂中應該受到保護,而不是面對挑戰的想法,是把學生當小孩的行為,同時也是反智的”。
如果出於自願,教授們應該有使用刺激警告的自由,但是,通過明確地反對刺激警告,大學也能幫助教授拒絕學生的此類要求。
最後,大學應該重新思考他們最想教給學生什麼樣的技能和價值觀。目前,許多面向新生的活動試圖把學生的敏感性提升到一個不合理的高度。教導學生避免不小心冒犯別人很有意義,尤其是當學生來自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時候。
但是學生也應該得到教導,懂得如何生活在一個到處都有潛在冒犯的世界裏。為什麼不教導學生如何實施認知行為療法呢?鑒於精神疾病的比率居高不下且仍在上升,把認知行為療法教給學生就是大學能做的最人道、最有意義的事情了。時間和成本付出都可以很低:只需要幾次集體培訓課,剩下的就可以靠網站和手機應用來輔助完成,但是學生得到的回報是多方面的。
例如,建立一套共用的術語,用來描述推理、常見認知扭曲和適當使用證據以引出結論的方法,將會促進批判思維和真正的辯論。這也能緩和近來似乎在大學不斷蔓延的憤怒情緒,讓學生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人物。在校園內更多地致力於正式、公開的討論,致力於匯集政見更為多元的教師,會進一步推動這一目標的實現。
托馬斯·傑斐遜在創辦弗吉尼亞大學時說:
這一機構的根基在於不受限制的思想自由。因為在這裏,我們跟隨真理,不懼它把我們帶到哪裏;也無須忍受任何錯誤,只要允許理智與之自由對抗。
我們相信這依舊是——並將一直是——對待美國大學的最佳態度。教師、行政人員,學生,以及聯邦政府都有責任讓大學回到完成其歷史使命的軌道上。
Common Cognitive Distortions
常見的認知扭曲
這是來自Robert L. Leahy, Stephen J. F. Holland和Lata K. McGinn的《抑郁癥和焦慮癥的治療計劃及幹預措施》(2012年)的一份部分清單。
1.讀心術。不需要足夠的證據,你就認定自己知道別人想的是什麼。“他認為我遜斃了。”
2.悲觀預測。你對未來的預測是消極的:事情會越來越糟糕,或者前方危機四伏。“我考試要不及格了”,或者“我得不到這份工作”。
3.小題大做。你相信將發生或已發生的事情會糟糕得讓人難以忍受。“如果我失敗了就太糟糕了。”
4.貼標簽。你把自己或其他人歸類於某些負面特征。“我不受歡迎”或者“他是個墮落的人。”
5.低估正面信息。你聲稱自己或者其他人做的有意義的事微不足道。“老婆就應該那個樣子——所以她對我好不值一提。”或者“這些成功很容易取得,所以算不上什麼成就。”
6.負面過濾。你幾乎只關註負面信息,很少留意正面信息。“看看那些不喜歡我的人吧。”
7.以偏概全。你通過一件事就認定整體性的負面模式。“這種事總是發生在我身上。好像我有好多事都幹不成。”
8.二元思維。你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審視人和事。“我被所有人拒絕”或“這完全是浪費時間”。
9.遷怒於人。你把其他人當作自己負面情緒的來源,不願意承擔改變自己的責任。“我現在感覺這麼糟全都是她的錯”或“我所有的問題都是我父母造成的”。
10.杞人憂天。你一直問“如果某事發生了怎麼辦?”,並且對所有答案都不滿意。“對,但是如果我變得焦慮怎麼辦?”或者“如果我喘不過氣怎麼辦?”
11.情緒化推理。你讓情感引導你去解讀現實。“我很沮喪,所以我的婚姻要完蛋了。”
12.無法證偽。你拒絕任何和你的消極想法相抵觸的證據或觀點。舉個例子,你認為“沒人喜歡我”,你認為證明別人喜歡你的所有證據都毫不相幹。所以,你的思想無法被駁斥。“事情不是這樣的。肯定有更深層次的問題,還有其他因素。”
作者:GREG LUKIANOFF,JONATHAN HAIDT @ 2015-9
譯者:Horace Rae(@sheldon_rae)
校對:沈沈(@你在何地-sxy),小冊子(@昵稱被搶的小冊子)
來源:The Atlantic,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5/09/the-coddling-of-the-american-mind/399356/
(゚∀゚)<: 最近的新聞,大學研究指出校園強姦案的發生率其實非常低後被一堆學生攻擊要求重作 (2pgeEq8. 16/05/11 01:57)
(゚∀゚)<: 因為他們要把星期五晚上在校園外狂歡後的殘局都要算在校園內 (mg9e2dNY 16/05/11 13:33)
(゚∀゚)<: 就像是台灣不願役出去放風酒駕死了要被算在軍中死傷人數,然後再來叫不打仗死怎麼那麼多人 (mg9e2dNY 16/05/11 13:34)